1980年12月，科斯在美国底特律跟张五常说：“听说中国有可能改革，你要回到中国去。”

  一年多后，张五常就回了香港大学任教，他开始琢磨怎么样才可以让中国决策层接受他带回来的市场理论。

  张五常为此费了一番心思：“我要把哪位朋友的名牌打出去推销呢？我的老师阿尔钦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但他的重要贡献是产权与竞争的关系，解释起来不会一招打中中国需要改革的命脉。弗里德曼是自由经济的顶级大师，但提到‘自由’……何况该词要从局限约束的角度看，解释很麻烦。【1】”

  最终，张五常选择了科斯这张牌。不是说科斯的理论不好，但从今日地产泡沫来看，张五常无疑是走了捷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一些人将此归咎于弗里德曼。之后，美联储及全球主要国家央行也走了捷径。但是，捷径往往是最远的路。本文走近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从职业经济学家的角度，以人类行为的一般性，审视今日经济之问题。

  19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家庭里。他的父辈来自东欧一个叫做伯里格沙兹的小镇。弗里德曼的父亲、母亲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移民大潮中的一员。

  当弗里德曼记事时，这家一路摸爬滚打的“异乡人”已经在美国的新泽西扎下了根。他的母亲曾在工厂当缝纫工人，父亲继承犹太人的传统，做小本买卖、开成衣小店。在这个家庭里，弗里德曼从小过着清贫但还够温饱的生活。

  1924年，弗里德曼开始在拉维中学读书。中学里的教育平淡无奇，弗里德曼经常跑到一个公共小图书馆啃书，他几乎读完了馆里的所有书。

  1928年，弗里德曼考取了罗杰斯大学的奖学金。这所学校创建于北美独立之前，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在这座小而美的大学里，弗里德曼遇到了两位让他受益终生的老师：阿瑟·伯恩斯和霍默·琼斯。

  弗里德曼上大学时，他的父亲已去世。虽然伯恩斯只比弗里德曼大8岁，但弗里德曼视伯恩斯为父兄般的授业恩师。最初弗里德曼学习数学，试图成为一名赚钱的精算师。但是，遇到伯恩斯后，弗里德曼转变了学术志向，开始有效学习经济学。

  伯恩斯是马歇尔的忠实崇拜者，他曾向弗里德曼推荐马氏《经济学原理》。在凯恩斯日渐风靡美国的时代，弗里德曼跟着伯恩斯走了正道。伯恩斯日后担任了艾森豪威尔、尼克松、里根三位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担任过美联储主席。他日后给弗里德曼铺就了通往白宫与美联储的道路。

  但此时的弗里德曼，还是一个为生活费而奔波的学生。为维持学业，他找了不止一份工作，做过销售员、餐厅服务生，还有课外辅导老师，同时努力考取可观的奖学金。大学期间，美国遭遇了大危机，弗里德曼存了几百美元而“幸免于难”。

  弗里德曼有过这么艰难的经历，但日后他依然提出高等教育应该涨价。此判断基于其价格理论，也源自其自强的品质。

  弗里德曼在罗杰斯大学的另外一位恩师是霍默·琼斯。琼斯是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弗兰克·奈特的追随者，他引导弗里德曼阅读奈特的博士论文《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通过琼斯，弗里德曼的学术生涯走向了芝加哥大学。

  正如弗里德曼及其爱人罗斯在二人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两个幸运的人”【2】。弗里德曼上大学的时代，正是美国第一代本土经济学家成长的时代。他们中有罗杰斯大学的伯恩斯、芝加哥大学的奈特、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克拉克，还有欧文·费雪、阿尔文·汉森。弗里德曼幸运地获得了前三位老师的真传，后来发展了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同时花了半生批判汉森传播的凯恩斯主义。

  追随奈特的脚步，弗里德曼大学毕业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深造。1932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已经享有全美最好的经济学系之一的声誉，此时经济学系里有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瓦伊纳、亨利·舒尔茨等知名教授。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在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上遇到了后来的发妻罗斯。罗斯，是弗里德曼的终生学术伴侣。二人永结连理、白头偕老，成为经济学界的模范夫妻。

  芝加哥大学的自由之风，不仅是恋爱自由，更是学术自由。弗里德曼后来评价：“教授们无条件服从真理、平等对待学生的风格，和来自全世界的优秀的研究生让他体验到了世界一流的学术气氛。【2】”

  1933年，弗里德曼还在克拉克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的研究生。弗里德曼跟随韦斯利·米切尔教授学习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周期。米切尔是美国经济研究局的创建人，直到1945年都担任局长。该局是弗里德曼日后发挥学术力量的起步单位。

  1935年，弗里德曼回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为亨利·舒尔茨教授做助手。罗斯则成为奈特教授的助手。在此阶段，弗里德曼与凯恩斯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交集点。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关于批评庇古理论的论文，他按舒尔茨的建议，将此论文投递到远在伦敦的《经济学杂志》。此时，正是凯恩斯担任主编，凯恩斯和庇古讨论后，拒绝了这篇论文的发表。

  此时，弗里德曼并不算一个“反凯恩斯主义者”。大萧条期间，芝加哥大学很多经济学教授也支持政府的管制措施。弗里德曼还认为，那些创造就业的公共工程管理局、工程振兴局的政策是对危机形势的“最恰当反应”。但是，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并不感兴趣。

  在弗里德曼读博士期间，罗斯福新政全面铺开，美国联邦政府需要一大批经济学家给他们做研究。经罗斯的哥哥介绍，他前往华盛顿，在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做有关消费者购买的行为调查。这份工作启发了他日后写出《消费函数论》。

  1937年，弗里德曼前往米切尔教授担任局长的国家经济研究局，为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做助手工作。弗里德曼在库兹涅茨身上学到了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在这个阶段，他所承担的工作与居民收入统计有关，其中对“独立执业人士的收入”的调查研究，启发了他日后提出“永久性收入学说”。

  这份工作后，他去了威斯康星大学担任教授，但是遭到了后来科斯称为旧制度经济学的一群教授的排挤。遭遇校园政治后，重回政府部门。这时，二战爆发，弗里德曼加入了财政部，承担税收研究工作。他的任务是如何调整所得税以及保险公司的税收，来提升财政收入和降低通胀率。弗里德曼说：当时他是“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

  在结束这份工作后，他放弃了继续留在财政部，与部长助理怀特一起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重建战后世界金融体系。这也让他失去了与凯恩斯正面“交锋”的机会，他多少感到有些遗憾。不过，弗里德曼其实是一个反布雷顿森林体系者和反金本位者。

  1946年，弗里德曼收到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聘请函。毕业十年后，他重归芝加哥大学。在此后的三十年，弗里德曼一直留在这里——他永远的精神故乡。

  与米塞斯、哈耶克相比，弗里德曼是幸运的。二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稳定给了弗里德曼这代经济学家足够的安全感得以静心探寻世界的真理——尽管他以小角色的身份亲历了大萧条与二战。

  1947年，也就是凯恩斯去世的第二年，哈耶克雄心勃勃，邀请米塞斯、奈特、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欧根、里德以及哲学家波普尔等人来到风光旖旎的瑞士佩兰山，组建朝圣山学社，试图复兴自由主义。

  令哈耶克没想到的是，二战后20多年，凯恩斯主义横扫天下，长期统治主流经济学。所谓大树底下无丰草，米塞斯在美国开培训班延续香火，哈耶克疾病缠身，英国马歇尔和庇古众多弟子改投凯氏门庭。

  不过，弗里德曼是幸运的。芝加哥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给他提供了绝佳的庇护所。彼时担任经济系主任的西奥多·舒尔茨（另一个舒尔茨）招募了一批青年才俊，让他们自由探索，相互争论。这是20年后芝加哥学派百花齐放的基础。在这里，弗里德曼远离了威斯康星大学那种校园政治，也免受凯恩斯门派的学术打压。弗里德曼早年曾两次向凯恩斯主导的学术杂志投稿，但均被后者拒稿。这是弗凯二人唯一有接触的事件。

  回到芝加哥大学后的头十年，弗里德曼的生活很简单。他在校园的时光以授课、参加研讨会和演讲为主，他开授了两门课：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弗里德曼生平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新英格兰的村舍完成的。他在乡村静谧安宁的空气里撰写研究论文，陪伴家人。

  弗里德曼的学术自由思想，与朝圣山之行是分不开的。这一年，弗里德曼正在撰写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3】。这是一篇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早在1891年，凯恩斯的父亲老凯恩斯，曾将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但是，此后几十年很少经济学家探讨此问题。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与德国新历史学派就方法论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论战。最终，米塞斯借鉴康德的先验主义碾压了新历史学派的历史规范法。辩论中途，马歇尔领导的新古典主义携实证方法论驰援奥地利学派。

  这时，弗里德曼重拾经济学方法论，复兴了新古典主义的实证经济学。所谓实证经济学，像物理学一样，探索和描述世界的一般性规律，不涉及价值判断（价值无涉），也就是“实然”的世界。规范经济学则相反，它强调用人的主观意志来规范一个“该如何”的世界，也就是“应然”的世界。

  在佩兰山上，弗里德曼还与哲学家波普尔讨论了这一问题。波普尔提出证伪主义，成为科学的分界标准，与弗里德曼的实证主义殊途同归。

  1953年，弗里德曼的论文集《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出版，其中一篇文章便是《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这次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争议。这篇文章的持久影响力是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它相当于将经济学推入了“科学”的轨道，开辟了职业经济学家这条道路。所谓职业经济学家，即探索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规律。而弗里德曼，正是职业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

  实证经济学的大规模崛起，给经济学界两个后果：一是哈耶克颇为气恼，他认为实证经济学窃取了当年奥派与新历史学派论战的胜利果实，还把经济学的路带歪了。二是六七十年代大量物理学高材生转投经济学门下，在实证道路上将经济学过度数学化。张五常的同事曾提醒他的学生：这样一个世界上只有三位经济学家能不用学数学，他们是科斯、张五常还有一个那个谁。

  此后，弗里德曼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从事严谨、客观、过硬的经济学研究。实证主义的纯逻辑与一般性，对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性、道德感与直觉主义构成挑战。

  1957年，他出版了《消费函数论》，这是一部经典的实证研究作品。消费函数是凯恩斯《通论》中的“三大心理定律”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定律的数学表达式。凯恩斯认为，随着时下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边际倾向随之下降，储蓄或投资的意愿会上升。

  但是，弗里德曼的数据统计与逻辑推演的结论是相反的。他在1935-1937年间参与过消费实例的研究。后来，弗里德曼通过库兹列茨对美国从1899年以来的储蓄数据发现，过去半个世纪里，在工资一直增长的情况下，储蓄并没有增加【4】。这一统计结果不符合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

  接着，弗里德曼提出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相对的永久性收入假说，从更可靠的逻辑上加以解释。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行为不是由偶然所得的暂时性收入决定的，而取决于永久性收入，即过去的储蓄、当下的收入以及未来的预期。后来，理性预期学派的小罗伯特·卢卡斯在弗里德曼基础上做了补充：人是在预期边际上做选择的——消费还是储蓄（投资），投资边际倾向递减时，消费边际倾向自然会增加，反之亦然。这本书发表后遭到了凯恩斯主义者的批判。

  几乎在同一时期，弗里德曼还出版了另一部重要作品《货币数量论》（1956年）。

  早在1950年，老师伯恩斯就邀请弗里德曼到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在新古典主义时代，货币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外生变量。但是，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在1890年撕开了“货币面纱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实际产出产生一定的影响。凯恩斯与哈耶克都秉持了威氏开创的道路，如今弗里德曼也来了。伯恩斯之邀是弗里德曼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此后30年弗里德曼深耕货币领域，开创了“货币主义”理论。

  另外，首次朝圣山之行，弗里德曼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德国弗赖堡学派创始人瓦尔特·欧根。欧根的货币优先理论和价格自由理论很可能影响了弗里德曼。

  这部《货币数量论》正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作。货币数量论源远流长，公式雷同，但逻辑不清。最经典的是费雪方程式：货币流通速率*货币数量=商品交易总量*商品的价值。费雪方程式与马歇尔的剑桥方程式，凯恩斯在教授时指出，二者并无本质区别。但凯恩斯强调货币流速这个变量对物价的影响。理由正是其《通论》中“三大心理定律”之二“流动性偏好”。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导致货币被窖藏，货币流速下降，导致物价下跌，引发通货紧缩。凯恩斯提出能增加货币投放，降低流动性偏好引发的通缩风险。

  但是，弗里德曼用永久性收入假说指出，人的消费与投资的安排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因而货币方程式两边的商品交易量与货币流速可以假设为常数。剩下公式两边是货币数量和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不是人为决定的，而货币数量是人能控制的。因此，弗里德曼的结论是，货币数量决定商品的价值【5】。

  弗里德曼直接发起了一场货币理论的革命，相当于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微观理论。这个理论否定了通过超发货币干预经济的主张，这在60年代与汉森、萨缪尔森的菲利普斯曲线争锋相对。弗里德曼通过电台、报刊与反对者展开大论战。

  1965年，弗里德曼出版了巨作《美国货币史》。这本书让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的争议上占据了主动权。弗里德曼与经济研究局的安娜·施瓦茨，使用了美国近100年的数据论证了储蓄率长期稳定【6】。他从统计学的角度否定了凯恩斯的三大理论根基——尽管统计的逻辑不完全可靠。

  弗里德曼还有一个理论贡献是其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的价格理论。这个理论缘起对凯恩斯主义者——美国政府对价格的干预。

  二战后，美国政府延续了战时经济管制思维，对高企的物价实施管控。早在1945年，弗里德曼就曾批评过政府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他与施蒂格勒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房顶还是天花板》的小册子。

  弗里德曼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允许一些人获得不平等的货币收入，然后再采取精心设计、成本高昂的措施去阻止他们支配自己的收入，这是最为愚蠢的做法。【2】”事实上，房租价格管控对如纽约这样的城市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租赁价格被限制，打击了房屋供给，房东不愿意修缮房屋，而租房需求因大批军人复员而增加，房租价格不降反而飙升。

  在当时，弗里德曼的这些观点招致极大声量的批评。二战后，弗里德曼与斯蒂格勒去欧洲出差，他们发现价格管制随处可见。斯蒂格勒对此发表了经典的观点，他说：“英国人遵守国王制定的法律（管控物价），因而物资紧缺；法国人不遵守法律，黑市发达，物资不算紧缺；而美国人只遵守正确的法律。”

  弗里德曼占据了可靠的逻辑，价格作为市场机制的核心，对供给与需求起到调节作用。弗里德曼告诉人们，价格如同信号灯，它告诉生产者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也告诉购买者购买什么、购买多少、向谁购买。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课程在芝加哥大学广受好评，他出版了《价格理论》【7】。

  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相当于复兴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弗里德曼使用价格理论分析房租限价、征兵制度、高等教育改革、基础教育代金券等等。他擅长辩论，语言幽默，亲自下水，在《新闻周刊》、电视、演讲台、国会听证会上与对手你来我往。弗里德曼是继巴斯夏后第二位给普罗大众普及经济学常识的语言大师。如今在芝加哥大学，价格理论几乎等同于现代经济学。如今在世界大众心中，价格干预等于愚蠢之策。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弗里德曼。

  1962年，弗里德曼出版了经典之作《资本主义与自由》【8】。此书出版后，学习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与自由思想成为了一股热潮。在1966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弗里德曼主义似乎已经盖不住了，但他需要时机。

  在五六十年代，弗里德曼凭借可靠的实证经济学，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以及不可靠的理论根基，赢得了广泛的名声。但多数时候，弗里德曼只赢得了辩论席。

  60年代末，弗里德曼经由伯恩斯引荐成为了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1968年，在大选结束后，弗里德曼就向尼克松递上了一份文案：关于实行浮动汇率、与黄金“解绑”的建议。不过，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恩斯否定了这一建议。

  这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摇摇欲坠。1971年，尼克松授意基辛格组建一个小组，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基辛格提拔保罗·沃尔克为财政部副部长，专门负责此事。几个月后，尼克松召集伯恩斯、康纳利、沃尔克等核心成员在戴维营开会。沃克尔提出的方案与弗里德曼如出一辙——美联储关闭黄金兑换窗口。会上争论激烈，伯恩斯依然反对这种冒险的做法。伯恩斯是尼克松的老幕僚，他的建议对总统影响很大，但这一次尼克松站在了沃尔克这边【9】。

  戴维营会议后，尼克松立即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巨震，日本人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但是，真正的“尼克松冲击”还在后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意味着美联储单方面违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失去了黄金之锚。

  值得一提的是，三个月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总裁哈里斯找到弗里德曼。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国际汇率走向浮动，催生套利空间。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预见到商机，正在筹备国际货币交易市场。哈里斯希望弗里德曼出一份论证性说明——布雷顿体系一去不复返。国际外汇市场进而催生了跨国资本配置，助长了期货、债券、基金等投资银行市场。这一简单事件，是金融自由化的开端，也是弗里德曼货币自由化（汇率）的开端。

  不过，美元失去黄金之锚后遭遇贬值风险。货币贬值的直接表现是通货膨胀，但是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通胀是一种成本现象，或者是价格现象。1971年，尼克松沿用了二战后的物价管制政策，他通过电视演讲宣布了“90天价格冻结”管制计划。作为总统的经济顾问，弗里德曼对此提出批评，他使用价格理论推演，管控物价的后果是价格涨势更凶猛。

  1973年10月，世界石油危机爆发，美国通胀大幅度上涨。尼克松再次启用了价格管控的手段，但是经济毫无起色。最开始，人们还以为通胀是石油价格推高成本所致。但是，当油价回落后，美国的通胀依然在高位。尼克松下台后，继任的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都使用过价格管制手段，其结果无异于抱薪救火。

  这时，弗里德曼是冷静而睿智的。他使用货币数量论的逻辑——货币数量决定商品的价值，进而推导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通胀在任何地方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是货币现象”。所以，遏制通胀的阀门，不在联邦政府，而在美联储。他指出，通胀的最终的原因是60年代中后期美联储发行过多的货币。

  1979年，曾经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他上台后放弃了美联储长期以来的利率目标，转而控制货币总量。他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大幅度提升了基准利率；还启用了弗里德曼公开市场操作的建议，通过人工买卖证券控制美元总量。

  有意思的是，1980年，正是沃尔克抗击通胀的紧要关头，弗里德曼与电视台一起拍摄《自由选择》【10】。他们来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试图进入地下金库和印钞厂，弗里德曼亲手按下印钞机，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印钞机停止、通胀消失的感觉。但这可是金权重地，一般人进不去。弗里德曼与沃尔克关系不错，他写信给沃尔克，沃尔克给了他这个表演的机会。

  真正给凯恩斯主义以重击的是大滞涨，即通胀与失业“齐飞”。凯恩斯主义大师保罗·萨缪尔森将菲利普斯曲线列为其门派大旗。菲利普斯曲线表达了通胀率与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萨缪尔森以此给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建议——牺牲通胀提振就业。但是，大滞涨宣告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也代表着凯恩斯主义失去绝对统治地位。

  如何解释滞涨，成为了当时经济学家们的难题。新自由主义者跃跃欲试，而弗里德曼的解释，对凯恩斯主义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弗里德曼使用了早已准备好的价格理论和货币中性理论来解释。

  早在1967年，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上，弗里德曼就从逻辑上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弗里德曼认为，由于短时间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价格持续上涨时，雇主产生“货币幻觉”（误解了价格信息），误以为市场需求扩大从而增加雇佣，扩张产能，提高杠杆。过一段时间，原材料和工资价格也上涨，这时雇主反应过来了，市场需求和实际利润并未增加，进而解雇工人，缩减产能，就业和经济照旧，剩下的只有通胀。其实，哈耶克使用奥派的迂回生产与企业家误判，更能够推导出危机——通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危机。

  弗里德曼还使用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自然失业下的劳动力，与凯恩斯所说的被窖藏的货币，都属于同一性质。它们是自然存在的，并不是经济的“漏出”，因而追求充分就业与货币充分流通定然会引发通胀。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解释，还包括卢卡斯理性预期的解释，相当于宣布干预主义政策是无效的，除了引发危机外，几乎一无是处。

  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里根打着供给学派减税的旗号上台，他宣称已经抛弃了需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里根启用了一大批自由主义学者，组建了一个13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弗里德曼的老师舒尔茨担任主席，成员包括伯恩斯、弗里德曼等。在里根担任加州州长时，弗里德曼与他就认识。里根还喜欢阅读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和这批经济学家终结了凯恩斯主义对白宫经济政策的长期统治，他们给里根提供的第一份改革方案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战略》。该报告建议：“立即行使总统权力，取消对原油与石油产品的价格管制”，里根率先实施了这一建议。这就是里根改革的开端。

  1982年冬天，里根革命与沃尔克改革初见成效，通胀开始下降，就业率上升，美股开始上涨，美国经济开启了持久的景气周期。这是弗里德曼和新自由主义的胜利。

  大滞涨，让弗里德曼的声誉如日中天。他的爱人罗斯发现，大到军队征兵小到纽约超市的肥皂涨价，人们都来找她家老弗。

  70年代，美国军队在越南战争上有些焦灼。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军队征兵困难，尼克松找来弗里德曼想办法。弗里德曼的办法居然是废除强制征兵，实施自愿兵役制。在听证会上，美军驻越南最高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坚决反对，声称：“我不愿意指挥一支唯利是图的雇佣军。”接下来，弗里德曼做出了经典辩论：“将军，你更愿意指挥一支奴隶军队，是吗？”将军气得够呛，挺直身体说：“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我们应征入伍的爱国者说成是奴隶。弗里德曼毫不退让，反驳：“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我们爱国的志愿者说成是唯利是图的雇佣军。”他继续说：“如果他们唯利是图，那么，先生，我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教授，而你，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将军。唯利是图的医生为我们看病，我们聘请的是唯利是图的律师，从唯利是图的商贩处买肉。【2】”

  1973年，美国政府采纳了弗里德曼的建议，废除了建国近两百年来的征兵制，改为全募兵制，征兵问题得以解决。

  弗里德曼使用的还是价格理论。他认为，强制服兵役导致价格机制失灵，劳动力市场无法充分配置资源，军队难以招募到真正的“爱国者”。当时正值职业巅峰的拳王阿里，因拒绝服兵役而被美国地方法院吊销了拳击执照，还差点遭遇牢狱之灾。强制服兵役废除后的第二年，阿里复出夺回了阔别七年的金腰带。弗里德曼这种看似“学究气”、实则过硬的逻辑，让世人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价格让擅长打拳的人去打拳，让愿意当兵的人去当兵。

  价格理论在货币领域的影响更加深远。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本质上是货币价格的自由化。他构建了一套干预最少、最自由的法币理论。他的理论推动了最近50年的世界汇率自由化、利率自由化、资本全球化以及金融全球化。这套理论唯一的逻辑矛盾是基础货币的发行是人为控制的。为了将人为干预降到最低，弗里德曼建议使用一台计算机替代央行决策者按照特殊的比例发行货币。

  1977年，美国一个地方电视台的主管奇特斯特找到弗里德曼，希望用电视传播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奇特斯特本人就是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完全为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所征服。

  在80年代，他们联手制作了《自由选择》电视纪录片，弗里德曼的思想以电视这种更大众化的方式传播到人群中去。

  正如他的学生加里·贝克所说：“他（弗里德曼）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弗里德曼在节目中传播了一些经典隽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构成大多数反自由市场理论的，其实是对自由本身的不信任”【9】。

  1976年12月10日，这一天是诺贝尔逝世80周年暨第75界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此特殊的日子里，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弗里德曼荣膺这一届诺贝尔经济奖。这是弗里德曼学术生涯的高光时刻。

  就在弗里德曼从国王手上接过证书时，一位身穿燕尾服的人从后面的包厢里站出来，用英语大喊：“打倒资本主义，给智利自由。【2】”很快，这人被安保人员拖出去了。然而，在场外，有几千名者正在等着弗里德曼，他们抗议弗里德曼参与了智利的政治活动。

  弗里德曼随后在其获奖演讲中用他聪明的头脑化解了尴尬，并且赢得了两倍于别的获奖者的欢呼。不过，这段小插曲成为了弗里德曼后半生“尴尬”的写照。

  此事缘起一群“芝加哥男孩”在智利掀起的自由主义改革，以及75年弗里德曼对智利的访问。

  1955年到1964年间，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下，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智利天主教大学之间达成了合作，一些智利研究生得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这些研究生有些人上过弗里德曼的课程。

  1973年，奥古斯托·皮诺切特领导下的军队发动了一起政变，将总统阿连德射杀，并组建了军政府。但此后两年，智利也像美国一样爆发了大通胀，经济陷入萧条。这时，皮诺切特招募了一些到芝加哥学习的智利学者作为经济顾问。这群经济顾问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他们否定了阿连德时代的计划经济，实施经济自由化改革【11】。

  1975年，弗里德曼受同僚邀请去智利进行访问，皮诺切特向他寻求经济问题上的建议。弗里德曼则指出，应对智利进行“休克疗法”以尽快结束通货膨胀，开放自由贸易，实施自由汇率。

  皮诺切特推行改革后，智利经济一度陷入萧条。反对者们将智利经济萧条归咎于“芝加哥男孩”，并与弗里德曼联系在一起。称弗里德曼为“军政府经济政策的指路明灯”。这些抗议浪潮通过媒体传到芝加哥大学校园，所幸的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站出来像当年守护学术自由一样保护弗里德曼。

  其实，弗里德曼获得诺奖的1976年，智利的经济在经过短暂的萧条后正快速复苏。在之后的5年里，年均增长率达7.5%。此后，反对者对弗里德曼的责难才慢慢地减少。到1981年负面评价大面积消失，智利又被称为经济奇迹。不过，智利没有听取弗里德曼的建议依然实施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1982年美联储高度紧缩美元，智利经济跟随通缩，立即陷入萧条。那些消失的负面评价再现报端。年底，智利政府取消了固定汇率，经济又恢复平稳，弗里德曼的声誉也随之恢复。

  智利案例，似乎成为了评价弗里德曼学术遗产的标准，甚至成为评价新自由主义的标准。有人以此来否定弗里德曼及新自由主义，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

  美国著名财经评论员路易斯·鲁凯泽在弗里德曼获奖时说：“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更多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更少地参与争取人的自由的问题，他可能多年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纵观弗里德曼的一生，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旗手，致力于自由化政策以及传播自由思想。但是，如果你真正理解弗里德曼，你会发现，他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坚持实证主义的职业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自由化政策和自由思想，其实是其学术研究的副产品。职业经济学家，或许是最不容易误解弗里德曼的一种定位。

  弗里德曼不是哈耶克类型的自由主义“斗士”和思想家。他致力于实证研究，探索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严谨地实施自由化政策，催生出自由思想。

  在智利问题上，弗里德曼是谨慎的。他强调：“智利的情况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遵从规律的产物。”他极力避免被舆论绑架，被污蔑为皮诺切特军政府的帮凶。他预言：“自由市场不可能持续，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替代。【2】”而这一预言的逻辑是，其在1962年《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探讨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8】。此问题，弗里德曼与哈耶克在首次朝圣山之行就已讨论过。

  哈耶克也曾在1977年访问智利，与皮诺切特有过20分钟的会晤。哈耶克在智利问题上的处理是“大胆”的。他甚至将皮诺切特式的威权市场主义者，视为通往自由之路的过渡方案。他在演讲中，列举了一些威权市场主义的名字，如葡萄牙的安东尼·萨尔、英格兰的克伦威尔、西德的阿登纳尔和艾哈德等。

  从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的不同特质。弗里德曼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然后才是一位思想家。而哈耶克首先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自由主义之“斗士”，然后才是一位经济学家。

  哈耶克说：“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就不有几率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但是，弗里德曼显然更在乎作为一位职业经济学家的成就，他在获得诺奖后说：“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未来五十年工作的评价，会比七位瑞典人目前的看法，更让我感兴趣。”1988年弗里德曼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他在演讲中说道：“我相信我也能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我其实不在乎我被称为什么，我比较注重于让人们思考那些理想的本身，而不是我个人。”

  在哈耶克身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思想家的灵魂与勇敢的品质。他渴望达到自由之目的，敢于与阻碍自由之路的一切力量斗争。在弗里德曼身上，我们正真看到的更多是科学家的严谨与专业的品质。在瑞典之行的大学演讲时，他坦言，成群的者让他第一次感到恐惧。弗里德曼始终认为，他只是做好了一份职业经济学家的本职工作——严谨地探寻了人类行为某些规律。

  哈耶克曾问弗里德曼，作为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何不摆脱法币，主张货币非国家化。弗里德曼很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没有从逻辑上论证货币完全私有化的合理性。当然，哈耶克也没有完全论证，但他是一位思想家，他表达了对货币自由化更加大胆而彻底的猜测。

  弗里德曼一生热爱旅游，他与妻子一同前往过欧洲、亚洲、美洲的多个国家，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旅游之时，他也会关切它们的经济。他曾三次访华，1988年这次访华，中国正值“价格闯关”时期，通胀率上升较快。在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会见了一些重要领导人，建议放开价格管制、实施汇率自由化来化解通胀。

  不管是美国、智利，还是印度、中国，很多国家的经济政策受到了弗里德曼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几乎将全球经济自由化等同于弗里德曼自由主义。弗里德曼也伴随着全球及诸国经济之沉浮，而经受各种诽誉。

  从1982年冬天到2007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长的景气周期。这被认为是弗里德曼自由主义的“功劳”。但是，他却说，过去几十年，加尔布雷思肯定比他过得好，因为他是社会主义者。弗里德曼认为，老布什政府背弃里根自由主义，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无法抑制其控制经济的欲望。“9·11”过后，弗里德曼对小布什及格林斯潘的行动强烈不满。他抱怨：“世界经济情况在2001年9月11日后彻底改变了”，“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

  2002年11月8日，弗里德曼90岁生日，美国经济学界给弗里德曼庆生。当时的美联储董事本·伯南克代表美联储向弗里德曼道歉。伯南克说：“在大萧条的问题上，你们是对的，我们（美联储）一手造成了那样的局面。我们深表歉意，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在演讲中，伯南克使用了弗里德曼的说法——“直升机撒钱”的方式防止通货紧缩。从此，本·伯南克在业界得到了一个外号：“直升飞机大本”。

  实际上，伯南克歪曲了弗里德曼的说法。弗里德曼在1969年的《最优货币量》用这个形象的比喻解释凯恩斯主义者是如何制造通胀的。

  2006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安静的家中，这位经济学上的巨人、自由主义的布道者安然离世。

  两年后，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有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有人高呼弗里德曼倒台了。而将弗里德曼赶下台的正是“直升飞机大本”。他实施了强烈的货币干预，美联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其实是麻省理工学派萨缪尔森的门徒。

  这场危机，弗里德曼有没有责任？没有。这场危机引发的干预主义行动，弗里德曼有没有责任？有的。弗里德曼当年没能充分回答哈耶克的问题，没能在逻辑上解决基础货币发行的人为控制问题——这一漏洞，如当年凯恩斯的精英政治家模式一样，被政治投机主义者抓住。

  只需要一场危机，“伪”凯恩斯就会“复活”。但是，弗里德曼不需要一场危机，也不需要一场繁荣，他会永远存在。因为弗里德曼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探索的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律。

  备注：文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生平主要参考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爱人罗斯·弗里德曼共同写作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

  【2】两个幸运的人，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林卓立、郑若娟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4】弗里德曼文萃（上下册），米尔顿·弗里德曼，胡雪峰、武玉宁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5】货币数量论研究，米尔顿・弗里德曼，瞿强、杜丽群、何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美国货币史，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施瓦茨，巴曙松、王劲松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10】自由选择，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张琦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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